我叫范雨素，今年51岁，湖北襄阳人。我之前做过民办教师、家政工和育儿嫂。

2017年，我44岁，因为稀里糊涂写了一篇《我是范雨素》，糊里糊涂地有了点名气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尝试写作，但写得比较慢，直到2023年，才出版了新书《久别重逢》。

相比“作家”的身份，更准确地说，我是一个妈妈，一个普通农村妇女，一个被社会浪潮拍打起伏的农民工。

襄阳是我的家乡，也是我接触文学的起点。我是那片土地里长出来的狗尾巴草。

六七岁时，我学会了自己看小说。八十年代文学热，我大哥也是其中一个文学青年。他高中毕业复读了一年，农村男尊女卑，他又是长子，可以无休止地复读，很可能就考上大学了。但我大哥沉迷于文学，还以为可以改变命运。但他想错了，文学并没能改变他的命运，他后来在重庆修了十几年的地铁，过得一直挺穷苦。

跟着大哥，当时能接触到文学书籍我都看过，包括各类知青文学和文学期刊，以及《鲁宾逊漂流记》《孤星血泪》《雾都孤儿》等外国名著……

也可能是受文学影响，我总是对外面的世界有些向往，不甘心停留在小地方。1994年夏天，我辞掉了老家民办教师的工作，来了北京。当时我一无所有，只顶着一个懵懵懂懂的脑袋。在北京又懵懵懂懂地结了婚。

物理学里有个概念，叫“七维空间”。无限点上产生无限个时间线，你在一个点上顺着这时间线望去，能看到无限种的可能性。我从阅读中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生，在文学作品中看到很多比我还苦的人生。他们都还能坚强地在面对生活。

文学带给我很多力量。结婚五六年后，我终于有勇气离开了长期家暴我的丈夫，带着两个女儿自己打工过活。

2014年，我住进了东五环外的皮村。皮村“工友之家”文学小组开课，我听了一年。人活着，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，满足一下精神欲望。而文学对我们这些打工人来说，大概属于成本最低的兴趣班。

当时我写下那篇《我是范雨素》。可以说是皮村文学小组成就了我。

最开始，我对名气有些无所适从，甚至想躲避。当然，我还是享受了名气的好处，这几年我选择了半天做小时工，半天看书。之前看书像做贼，现在可以心无旁骛地看书。

后来，我索性辞掉了育儿嫂工作，上午当家政工，下午写作。成名并没有给我带来更多财富。如果我全职做育儿嫂的话，一年赚得要比写书多。而且写书很累，比打工累多了。我属于写得不快的人，只是一直在努力写。

我就是有一种对写作的狂热。怎么描述那种感觉？就是一种必须要说出来的话。就像感冒时必须打喷嚏和咳嗽似的。

一个个疲倦的深夜，我拼命回想少年时看过的书籍，用故事中一个个主人公来安慰自己。写作对我来说是医治生活的苦难。在大多数人眼里，我就是一个特别苦的人。但我不愿意被怜悯的目光所凝视。

我经历了很多事，必须要写出来，不管它能不能发表。写出来，就疏解了我那种特别压抑的情绪。写作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找了一位心理医生，给了我一次心理疏导，是一种疗愈。

也可以说，文学是我童年用纸叠成的回旋镖。我曾经看过的文学书，如一枚枚“暗器”，在我感到受伤的时候射中我的眉心，在我的头上拼贴出“作家”两个字。

我记得有个读者评论我的新书：“想知道做保洁的大姐在想什么？”我原来总觉得自己像穿隐身衣的人，总被省略掉，但有读者却在关注我思考什么，这样的评论让我觉得自己被看见了。

很多媒体出版社给我约稿，但很多我都写不了。我只写我心里想说的。

比如我的第一本书《久别重逢》，书中的人们在2000年前就生活在一起，2000年后依然生活在一起。书里我时常写到巫术，其实那是农村的日常。我在农村长大，每天都能看到父母捣鼓这些“巫术”。有时头疼，就拿一张纸钱把头擦擦，然后把纸钱烧掉，头疼就好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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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》范雨素篇于3月8日在今日头条上线

其实，文学也是一种巫术。生命是有限的，而文学能够连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。当我把这些生活写下来之后，就仿佛把它永久地封存下来了，跨越了有限的生命。

现实生活中，每个人都知道按照世俗社会的标准生活。但文学的世界，是一个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来生活的空间。

现在很多人说文学不重要了，但我不认同。文学最重要的就是让人学会悲悯。我记得鲁迅先生写了《一件小事》，一个车夫碰见摔倒在马路边的老年妇女后，停下车去帮助她，车夫的慈悲之心感染了他。当我阅读文章时，悲悯之心也马上它就传到我身上了，这就是文学。

现在这个社会贫富差别太大，很多人过的都是隐身的生活。无论别人怎么做，我要给所有被别人用鄙夷眼神看待的人们鞠一个温暖的躬。我尊重没有尊严的人，我也尊重我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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